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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朋友争屈原
发布时间:2017-02-13 09:18

谭家斌

我与屈原有着难解的情缘。也许屈原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的缘故,争抢屈原故里的现象时有发生。时至今日,其异说已逾十余种。特别是近几年出现的河南西峡说、湖南汉寿说、湖北荆州说等,炒得沸沸扬扬,热闹非凡。屈原的诞生地传统说法是秭归乐平里,而乐平里也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祖辈先人居住和生活之地。虽然我与屈原相隔两千多年,但同乡之缘难以隔离。难以割舍的还有我对屈原的崇拜、景仰之情。因此,了解屈原及其作品成为我“弱冠”、“而立”之年求学或工作期间的业余爱好,在“不惑”之年调到屈原纪念馆工作之后,宣传和研究屈原及其作品则成为我的专门职业。对频频出现的争抢屈原故里现象我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不“打”不相识。自2011年始,河南省西峡县四面出击:报刊出专版、电视发新闻、邀约专家考察并召开座谈会、修葺与屈原相关的景点,全力推出“屈原故里西峡”说。我密切关注其动向,搜集整理其相关资料。巧合的是,中国屈原学会决定2013年8月在西峡召开“2013年西峡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我被邀请与会。当时我猜想,西峡人一定会趁此时机将此次会议作为重要平台之一推进“屈原故里西峡”说。赴会之前,将我的《屈学问题综论》等专著邮寄给倡导“屈原故里西峡”说骨干之一的西峡籍文化人张俊伟先生。赴会途中,电话联系张先生,要求会议期间会晤。8月16日至8月20日的学术会议期内,可能是张先生疲于接待、安排等繁杂会务,面谈未能如愿。果不出我所预料,报到时,会务人员给每位参会者分发了一本张俊伟先生编著的《屈原:南阳诵歌》一书,书中都是主张“屈原故里西峡”说的文章及资料。会议中,又亲眼看见不泛屈学大家的参会者言辞激烈的争论,主要认为“屈原故里西峡”说的证据无力,我也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表了同样的看法。这次会议正值中国屈原学会换届,我有幸被选举忝列50多位学会常务理事之一。这次会议实实在在地说,西峡作为东道主,对会务安排很周到,也很热情,但我担心的是我的言语可能得罪东道主了。会后,我将搜集的资料编辑印刷了《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屈原故里”之说资料汇编》,囊括相关文章52篇,提供县主要领导及相关单位参阅。会后第八天,《三峡晚报》辟“河南西峡欲争夺屈原故里牌”的专题开始连续报导,首篇是《专家:尚无有力证据》,文中再次介绍了我的观点。从此,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用近半年时间的整理和准备,针对张俊伟先生等人提出的主要依据逐一反驳,撰写成《驳“屈原故里西峡”说》、《屈原故里秭归说新证》两文,分别发表于2014年3月1日的《湖北社会科学报》和2014年第2期的《三峡论坛》杂志上,同时在相关网站发布。2015年7月25日至7月29日,参与江苏淮阴师范学院和中国屈原学会在淮安主办的“2015年中国淮阴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六年会——庆祝中国屈原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会议时,真是“寃家”路窄,不巧的是,我与张俊伟先生不但同时被邀与会,而且同时分配到同一个小组讨论。召开第一次小组讨论会相见时,却又意外生出与其一见如故之感,我不急不慢地走近与张先生握手并不自觉地相挨而坐。不一会儿,他掏出他的新著《解读端午节》,并签下“谭家斌先生指正。张俊伟,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字样。接着,他话题一转,诚垦地说,您那几篇文章我都认真读到了,前半部分写得非常好,后半部分有点点弱。他说完,我俩相视而笑。三天会议时间,我俩几乎都是坐位相邻,既聊会议内容,也聊会上的人和事,从此成为朋友。但我俩从此也不再谈及“屈原故里西峡”说的话题,可能都各有心照不宣的内心想法。

我与湖南汉寿的几个文化人也有一段有趣的交往过程。汉寿屈原学会副会长傅利民先生就是主“屈原故里汉寿”说的主要学者之一。在2013年8月的西峡会议期间,我曾专门到他住宿的宾馆房间拜见了他,当时交谈有交锋,与他的“屈原故里汉寿”说争论了几句。2014年6月8日至10日,他带领其县屈原学会10名会员千里迢迢来秭归考察屈原文化,我参与接待并陪同。当天晚上进餐前,他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一册他任执行主编的《屈原故里研究》一书,我粗略看了看《目录》,竟然都是“屈原故里汉寿”说之类的文章,心想这明显不就是挑衅吗?进餐过程中,他打破尴尬局面,言称学术争论是正常现象,但不能因争论而伤害两地的感情。我接过他的话表白,有学术交流就有学术争论,但证据最重要。既不能带着某种目的去进行无意义的争论,也不能因此而伤情害理。经过简短的坦诚交谈,他默认了我的说法并表示,期望两地屈原学会成为友好学会,多交流,多往来。他返回汉寿后,给我邮寄了一包汉寿屈原学会编辑出版的会刊及资料。他虽然比我年长,我们逐渐成为忘年之交。随后,我们凡参加中国屈原学会主办的屈原学术会议时,都要相聚叙谈并合影留念,同时坚持每年相互交换两地的学会会刊。

对于荆州的学者张世春先生,我们的交往感情更深。他是荆州学者倡导“屈原故里荆州”说的主要成员之一,并认为荆州江陵是屈原出生地。我俩多次在大型的屈原学术研讨会上碰过面,也曾为屈原故里问题互相争论。在2013年8月西峡会议期间,意想不到的是主办方安排我俩同居一室,相互了解和交谈的机会如同上苍赐予,渐渐地,他也和傅利民先生一样,与我也成为忘年之交。当年11月15日至18日,省屈原学会与长江大学在荆州举办“楚辞与楚文化学术研讨会暨湖北省屈原研究会年会”,我被邀赴张先生“家门口”参会。会议期间,张先生与我及秭归参会人员常聚一桌进餐。参观时,他非常热情地为我们担负起导游的职责。有一天会议小憩,他突然对我及秭归县文联主席周凌云说,我不想再争论屈原是江陵人了。我与周凌云先生既惊讶,也好奇,但我们始终既未追问缘由,也回避了这个话题。至于张先生何因何理何意,不得而知。散会时,他给我赠送了一册如同砖块一样厚而重的《冮陵县志》,又专门回家一趟取来一件精制的“荆州城标,凤凰涅槃”的水晶纪念品赠予我。至今,我仍难忘其感人画面,也珍藏着蕴含特殊情谊的特别物件。

学术研究有其价值所在,学术争论有其空间所存。争论双方能成为朋友,其意义和趣味则无穷尽也。无论是西峡的张俊伟先生、汉寿的傅利民先生,还是荆州的张世春先生,我们都因为屈原而争论过,也因屈原而成为朋友。但是,朋友归朋友,争论的观点仍然各抒己见,各表一方,并且都只表现在心平气和的文字里。这也许与各自都热爱屈原、敬慕屈原的特殊情感有关吧。

(作者系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楚辞学》编委,宜昌市屈原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本文原载2016年1月26日《三峡日报》“‘我与宜昌十大文化符号’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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