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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作品中的长江三峡文化
发布时间:2017-02-13      

谭家斌

(秭归县屈原纪念馆,湖北  秭归  443600)

摘  要:长江三峡地区的部分动物与植物、地域名称、方言俚语、民间风俗及传说故事,可以在屈原作品中得到检索和对照,屈赋的部分素材可能源于三峡区域。因屈原诞生于长江巫峡与西陵峡交界一带的湖北秭归,屈原与三峡文化有较深的渊源。

关键词:屈赋;长江;三峡文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亚洲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与黄河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中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合称为长江三峡,三峡是长江的精华所在。我国第一个被世界人民共同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即诞生于巫峡与西陵峡之交的湖北秭归(春秋战国时期为归乡),近代有极少数人认为屈原作品中极少反映长江三峡文化,试图以此为依据之一进而否定屈原诞生于秭归。其实不然,郭沫若说:“屈原是产生在巫峡附近的人,他的气魄的宏伟、端直而又娓婉,他的文辞的雄浑、奇特而又清丽,恐怕是受了些山水的影响。”[1]早在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指出:“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2]《水经注·江水》也记述归乡(秭归)“山秀水清,故出俊异”[3]。毫无疑问,屈原及其作品受到雄峻而又奇美的长江三峡山水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以屈原为主要创始人所创制的《楚辞》,代表着长江文化,屈原自然为其领军人物。

长江三峡地区的部分动物与植物、地域名称、方言俚语、民间风俗及传说故事,可以在屈原作品中得到检索和对照,屈赋的部分素材有可能源于三峡区域。屈原作品中的三峡文化意蕴丰富,屈原与三峡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

一、屈原作品中的三峡区域地名

屈原及其作品距今已逾2000余年,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又因屈原作品中所记述的地域名称本来较少。所以,当今三峡区域的地域名称与屈原作品《离骚》、《九章》等诗篇中可直接对应的主要有以下几处:

高阳——《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洪兴祖《楚辞补注》:“张晏曰:高阳,所兴之地名也。”[4]著名楚辞学者姜亮夫认为:“史称‘颛顼高阳氏’,……在我国古书上,‘氏’一般是指封地或发祥地,所以‘氏’与地名有关,后来又与姓有关。……‘高阳’应是地名。”[5]《旧唐书·地理志》:“兴山县旧治高阳城,为楚始封地,楚自以为高阳氏裔故名。”《兴山县志》记载:“周厉王时(公元前857—842年),熊绎后裔,‘熊渠之子熊挚因病’,不能继王位,封至兴山,筑高阳城。”又载:“兴山县旧治高阳城,《水经注》载:归州兴山县有高阳城在县西,楚旧城也。”[6]此指西陵峡畔香溪河上游的高阳镇,为兴山县旧治,古属归州(秭归)境。

巫山——《九章·山鬼》:“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郭沫若注:“於山即巫山,凡楚辞兮字每具有於字作用,如於山非巫山,则於字为累赘。”[7]“於”字为“于”字繁体,在此如译为与“兮”字相同词性的“于”字,则明显重复而又无意义。“於”字古音为巫,为同声假借。郭沫若之说得到较多学者认同,如梅桐生《楚辞今译》:“於山,通‘巫’,巫山。”[8]

九畹——《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现居长江西陵峡南岸的九畹溪镇,隶属秭归县所辖行政镇,山中多产兰草。有学者至实地调查后得知:“传说屈原在九畹溪设堂教过书,这里还有屈原当年设坛讲学的旧址,还流传着屈原当年讲学的故事传说。”[9]时至今日,该地已成为三峡有影响的漂流和旅游之地。

清江——《九章·悲回风》:“冯昆仑以瞰雾兮,隐岷山以清江。”汤炳正释曰:“‘以清江’即‘与清江’,古人‘以’‘与’多通用。”[10]注者多释“清江”为长江,笔者认为屈原是以岷山、清江并举,可从“以”即“与”得知。昆仑山属亚洲中部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诗句意谓依凭昆仑山俯视岷山、清江。清江,古称夷水,是长江三峡地域内的第二大支流,因江水清澈而得名。发源于湖北利川市,流经恩施、巴东、长阳、宜都。清江长阳段,被誉为“清江画廊”。

长江——《九章·哀郢》:“遵江夏以流亡”、“上洞庭而下江”、“江与夏之不可涉”。屈赋中多次言及“江”,但确指长江者为《哀郢》诗句。《哀郢》是屈原流放长江流域思念故乡而作,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有“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11]之记载,清代胡文英说:“《离骚》先述祖父,中及其姊,末曰国无人,玩其严整,应是初被疏放时,回秭归故居所作。秭归即今宜昌府归州。”[12]由此可知,屈原流放期间可能曾短时回到故乡秭归。屈原从秭归赴郢都任职或流放期间往返秭归,长江西陵峡是其必经之地。

二、屈原作品中的三峡地区动物与植物

古代三峡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动物、植物的天然乐园,所以屈赋中记述的动物、植物较多。

首先说动物。据楚辞学者周秉高统计,“楚辞中写到的动物有66种,可分四类:飞禽、走兽、鱼鳖、虫豸。”[13]其中涉及屈原作品计54种:《离骚》、《九歌》、《九章》各有8种,《天问》14种,《卜居》3种,《招魂》13种。按周氏统计分类,可知部分动物在三峡区域至今仍然存在。笔者粗略统计,现存且已知的约31种。禽类如:鸠(斑鸠)、鸡、雉(野鸡)、燕(燕子)、鹄(天鹅)、雁(大雁)、雀(鸟雀)、乌鹊(乌鸦)、骛(鸭子)、凫(野鸭)、鹈鴂(杜鹃)、鸱(猫头鹰)等,约12种;兽类如:牛、马、羊、犬、狼、兔、狸、豹、熊、鹿、狐、猿狖(猿猴)等,约12种;虫类如:蜂、蛾、蝉、蛇、蚁等,约5种;鱼类如:龟、鳖等,约2种。

有学者考证,认为秭归县名与鹈鴂鸟名有特殊联系。《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鹈鴂,又名杜鹃、杜宇、姊归、子规。清代方以智《通雅》:“杜宇、子鹃、秭归、谢豹,皆怨鸟子规也。”楚辞学者黄崇浩认为“秭归本为鸟名”,他根据宋玉《高唐赋》“姊归、思妇,……其鸣喈喈”、《尔雅·巂周》郭璞注“子巂,一名子规,一名姊归”等古文献所述,首先认定“姊归乃鸟名”。又据《史记·历书》“百草奋兴,秭归先嗥”、《集解》引徐广“秭音姊,鴂音归,子鴂鸟也。一名鷤圭鸟”、《索引》“鷤音弟,圭鸟音桂”等古文献记载,结论:“秭归为县名,实本于鸟名无疑。”[14]刘不朽说:“笔者(刘不朽自称)通过对秭归地名内涵的解读,认为秭归之名与鸟同名,源自原始人类的动物(鸟)崇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于古代一支以秭归(杜鹃)为图腾的部族在西陵峡一带长期活动而得名。”[15]

再说植物。据统计屈赋各篇所述植物的学者介绍:《离骚》28种,《九歌》40种,《九章》21种、《招魂》14种、《天问》9种,[16]总数量超过70种。现仅以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为例来看屈赋中的植物在西陵峡的遗存:《离骚》述及28种植物,在西陵峡竟然存在24种。如:兰草、荷(荷叶)、芙蓉(荷花)、申椒(花椒)、宿莽(小茅草)、茅(喇叭花儿草)、蕙(薄荷)、菊(菊花)、留夷(芍药)、揭车(珍珠草)、芷(古称茝,俗名白芷)、茝(白芷)、江离(川芎)、杜衡(马蹄香)、胡(大蒜)、绳(蛇床子)、蘋(田字草)、菉(鸡窝烂)、薜荔(壁虎藤)、荪(菖蒲)、荃(菖蒲,荪之别名)、茹(柴胡)、艾(五月艾)、萧(牛尾嵩)等等。屈原其他作品所述植物,如橘、葛、芭、松、柏、兰等等,在西陵峡极为常见。

在屈赋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兰,《离骚》10见,《九歌》11见,《招魂》6见,而兰又是三峡区域特别是西陵峡畔分布较广、种类较多的植物,如芝兰乡、九畹溪、周坪等区域为盛产之地。

屈原有咏物名篇《橘颂》,《史记·货殖列传》:“蜀、汉、江陵千树橘。”[17]今日柑橘几乎遍布长江三峡两岸,瞿塘峡的奉节县是柑橘盛产地,巫峡的巴东县被誉为全国锦橙县,西陵峡的秭归县是闻名遐迩的“中国脐橙之乡”。

有的植物惟三峡独存。如木兰,《离骚》“朝搴阰之木兰”,清代王闿运《楚辞释》曰:“兰、莲,古字通用。”[18]木兰即木莲,产于巫峡巴东县(古称巴峡),白居易《白乐天集》记载:“木莲生巴峡山谷,民间呼为黄心树。”[19]现为国家二类保护植物,也是我国特有的濒临绝迹的珍稀树种。有的植物主产于三峡,如花椒。《本草纲目》:“今归、峡及蜀川、陕洛间人家多作园圃种之。”[20]当今已成三峡地区食物中常用的佐料。再如菖蒲,东晋道家、医学家葛洪所著《抱朴子》中,有数例久食菖蒲“不饥不老”、“长生”之记述,传说他曾在西陵峡口的磨基山上结庐练丹,常进西陵峡中采食菖蒲。

三、屈原作品中的三峡地区民俗及传说

风俗是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地域文化,指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形成的行为模式或规范。《吕氏春秋·侈乐》、《淮南子·人间训》、《汉书·艺文志》、《列子·说符》、《楚辞章句》等典籍都有楚人信巫祀鬼习俗的记载,屈赋中涉及更多,反映在三峡区域内至今存在并且仍然沿袭和传承的风俗及传说故事较多。现以西陵峡和巫峡区城的民间风俗及传说为例证。

1、巫山神女是屈赋中的“山鬼”。清人顾成天《楚辞·九歌释》将屈原《九歌·山鬼》中美丽动人、缠绵多情的描述与古代巫峡中的“巫山神女”传说故事联系起来,认为“山鬼”即“巫山神女”。郭沫若还根据《山鬼》篇中“采三秀兮於山间”一句,认为“於”字古音为巫,“於山”即巫山,进一步证成此说。闻一多、孙作云、陈子展、马茂元、姜亮夫等当代著名楚辞学者都对此作过补充论证。马茂元说:“我认为现存有关巫山神女的资料,和《山鬼》篇所叙写的都可以相互印证。”[21]可以说,《山鬼》是远古神话传说之后的第一篇关于巫山神女的文人创作,随其后的是宋玉《高唐赋》、《神女赋》。

2、西陵峡及巫峡一带的招魂习俗与屈原《招魂》类同。例如西陵峡畔的秭归县,其招魂活动与屈原《招魂》中的语言、内容、形式多相同。从语言看:《招魂》中12处“魂兮归来”、6处“归来”,与秭归境招魂时反复呼唤“快回来阿!快回来阿!……”如出一辙,特别是秭归流传的“招魂词”,几乎与《招魂》中的“招魂词”雷同,均按东、南、西、北及上、下之方位顺序陈述招魂之语言。从形式看:《招魂》的“工祝招君,背行先些”,与秭归屈原镇丧葬的“出柩”仪式中,道士(亦称男巫)倒退行走并执招魂幡引路相同。从内容看:《招魂》所述“兰膏明烛”在秭归称“长明灯”、“粔籹蜜饵”在秭归称“打狗粑粑”等等;《招魂》的“像设君室,静闲安些”,与秭归在亡者棺材前供奉画像灵位相似;秭归乐平里的招魂习俗在《招魂》中有近20处相似。楚文化学者刘玉堂说:“三峡地区原始的崇巫尚鬼的习俗,成为屈原《招魂》的素材。”[22]

3、秭归的丧葬祭歌与屈原《九歌》有相同之处。屈原的《九歌》是祭祀之歌,其篇首《东皇太一》是迎神之歌,首句为:“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而秭归丧葬风俗中,祭祀亡人所唱的第一首歌即《开路歌》,意亦迎神,其首句为:“吉日辰良,天地开张。”[23]二者不仅首句内容相同,而且歌词用韵相同。汉代王逸、宋代朱熹均认为《九歌》是屈原修订民间祭歌而成。显而易见,屈原的《九歌》有秭归祭歌的痕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九歌》源于三峡一带流传的《九歌》,由屈原更定而成,如刘自兵:“屈原之所以能作《九歌》,主要是屈原诞生的归地流传有夏人的《九歌》。”他考察认为秭归“为夏人所建立的归国所在地,夏人逃至归地时必然带来自己的礼乐文化”,“屈原诞生于归地,自然要受到夏文化的熏陶,故能熟稔掌握夏人的《九歌》,并对歌的内容进行推陈出新”。[24]再如刘不朽:“直至战国时代的晚期,《九歌》还在楚国南部和三峡一带民间广泛流行。”[25]

4、秭归乐平里的占卜习俗在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中有记载。从古至今,秭归乐平里人占卜凶吉之事,常常用一双竹筷立于有水的小型器物中,向竹筷浇水使其站立,如立者则为吉,如倒者则为凶,称之为“立水柱子”。《离骚》:“索藑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卜。”筳篿,指古代占卜用的竹片之类,即竹卜之具,有的学者认为是小竹棍。

5、西陵峡出土的“太阳人”石刻与屈原的《九歌·东君》可互证。“东君”是日神,即太阳神,因日出于东方而得名,与“东向拜日”之俗有关。1998年,秭归旧城东门头遗址中发掘出一座宽20厘米、高115厘米、厚12厘米的石刻。长条型石板上雕刻有一人形图像:长长的身躯,两臂下垂,双足分立,头顶一轮既大又圆、光芒四射的太阳,考古专家定名为“太阳人”,也称“太阳神”,断定该石刻为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太阳崇拜图像。既可说明楚时的西陵峡一带存在祭祀东君(日神)之俗,也可说明三峡地区先民对太阳神的崇拜与颂扬。

6、屈赋中多次述及的禹,与三峡区域流传的大禹开峡治水的传说故事相互印证。禹,远古夏部落领袖,因治水有方,被后人尊称为“大禹”。屈原在《离骚》、《天问》、《九章》中共7次言及禹。如《天问》的“禹之力献功”,即称赞大禹治水有功。典籍记载很多大禹于三峡开峡治水的故事。《水经注·江水》:“其峡(瞿塘峡)盖自昔禹凿以通江。郭景纯所谓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也。”[26]郭璞(字景纯)《江赋》:“巴东之峡,夏后疏凿。……乃禹治水,此江不足泻水,禹更开今峡口。”诸葛亮《黄牛庙记》:“古传所载黄牛助禹开江治水,九载而功成,信不诬也。”[27]诸葛亮入蜀途经西陵峡长江南岸黄牛岩山下的黄牛庙(亦称黄陵庙),闻知大禹疏凿三峡有黄牛助其开峡,故撰此庙记,碑刻至今尚存该庙。黄牛庙旁还建有黄陵庙,庙中有禹王殿,主祭大禹,庙宇至今尚存,成为三峡游览胜景。据《宜昌地区简志》、《宜昌县志》载,黄牛庙和黄陵庙“相传建于春秋”时期[28]。

四、屈原作品中的西陵峡一带方言俚语

吴郁芳先生否认屈原诞生于秭归的《屈原是江陵人不是秭归人》一文说:“屈赋使用的楚方言,80%是郢都所在的南楚、江湘地区的方言。至于秭归一带的方言,……则一例不见。[29]此“一例不见”过于武断。至今秭归乃至西陵峡一带的方言仍可在屈原作品中检索多例。

吴(wú)。汉代杨雄《方言》:“吴,大也。”[30]《九章·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汉代王逸《楚辞章句》释“吴榜”为“大棹”[31],即指大船浆。“吴”为“大”之义在今秭归话中仍然存在,如言:“这家伙吴高八高的。”此“吴高”即大、高,“八”为数词,表多数。

扈(hù)。《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王逸曰:“扈,被也。楚人名被为扈。……五臣云:扈,披也。”[32]此“被(pī)”即“披”,动词,含覆盖之义,在今西陵峡一带如言:“把衣服扈到。”意即“把衣服披到。”

搴(qiān)。《广韵》:“搴,取也。”《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洪兴祖《楚辞补注》释“搴”曰:“拔取也,南楚语。”[33]“搴”同“㩃”,《说文》:“㩃,拔取也,南楚语。……《楚词》曰:‘朝㩃阰之木兰’。”[34]今西陵峡一带有方言:“搴秧母草。”义即拔取稻谷苗圃中的杂草,“秧母”专指稻谷苗圃。

敦。楚人称“大”为“敦”。杨雄《方言》:“敦,大也。”[35]王逸注《招魂》“敦脄血拇” 云:“敦,厚也。”[36]“厚”与“大”义通。由“大”引申为“厚”,秭归人描述厚实体大之物为“厚敦敦”。

抟(tuán)。《九章·橘颂》:“曾枝剡棘,圆果抟兮。”王逸注:“抟,圜也。楚人名圜为抟。”[37]《广雅·释诂三》:“圜,圆也。”汤炳正等《楚辞今注》曰:“抟,即‘团’,圆貌。”[38]《说文》:“团,圜也。”[39]将“抟”释同“圜”,“圜(yuán)”音同“圆”,形容物品圆之景状。《天问》有“圜则九重,熟营度之?”洪兴祖《楚辞补注》注“圜”曰:“圜,与圆同。《说文》曰:天体也。”[40]圜即指天体。秭归人称“肉圆子”为“肉抟(团)子”。同时,称一种竹编圆形盛器为“抟(团)箥”。

侧身。《九章·惜诵》:“设张辟以娱君兮,愿侧身而无所。”明代汪瑷《楚辞集解》注:“侧身,斜避也。”[41]黄孝纾等《楚词选》注:“侧身,转过身子避开。”[42]今秭归一带方言仍有“侧身”之语,多指身体侧面通过狭窄之处时的行为方式。

再如:潭。《九章·抽思》:“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王逸注:“潭,渊也。楚人名渊曰潭。”[43]今西陵峡一带仍言“潭”,义指深水。

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出,长江三峡文化与屈赋存在渊源关系,既可相互对照,又可相互影响。还可以看出,因屈原诞生于巫峡与西陵峡之间的秭归乐平里(今屈原镇屈原村),故于屈赋中反映巫峡特别是西陵峡、秭归的文化要比瞿塘峡相对多一些。因为西陵峡及秭归一带古属楚地,故宋代黄伯思《校定楚辞序》所言屈赋“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44],是也。

注释:

[1] 郭沫若著《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0—21页。

[2]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第四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5页。

[3] [11] [26]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758页;第757页;第745页。

[4] [31] [32] [33] [36] [37] [40] [43] 洪兴祖撰,白化文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3页;第129页;第4页;第6页;第101页;第154页;第86页;第140页。

[5] 姜亮夫著《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28—29页。

[6] 湖北省兴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兴山县志》,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第15—19页。

[7] 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87页。

[8] 梅桐生译注《楚辞今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61页。

[9] 张伟权、周凌云著《诗魂余韵—屈原传说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10] 汤炳正等注《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12] 胡文英《屈骚指掌》(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页。

[13] 周秉高著《楚辞原物》,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

[14] 黄崇浩著《屈子阳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15] [25] 刘不朽著《三峡探奥》,长江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第68页。

[16] 潘富俊著、吕胜由摄影《楚辞植物图鉴》,上海书店出版发行,2003年,第216页。

[17] 司马迁撰《史记》(全十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3272页。

[18] 王闿运撰、吴广平校点《楚辞释》,岳麓书社,2013年,第5页。

[19] [20] 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木部·果部》(第2版,点校本上、下珊),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年,第1934页;第1851页。

[21] 马茂元《论“九歌”》,载《文学遗产》1957年第5期,第92页。

[22] 见邓新华主编《现代视野中的三峡文化研究·序》,巴蜀书社,2006年,第10页。

[23] 彭万廷、屈定富主编《三峡民间文学集粹》(2),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24] 见刘自兵《商周时期的归国为夏人所建简论——兼析〈九歌〉的源流》,载邓新华主编《现代视野中的三峡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第62页。

[27] 符号主编《宜昌·文林揽粹》,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6页。

[28] 湖北省宜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宜昌县志》,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812页。

[29] 吴郁芳《屈原是江陵人不是秭归人》,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2期。

[30] [35] 扬雄撰,郭璞注《方言》,中华书局,2016年,第155页;第6页。

[34] [39]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2003年,第255页;第129页。

[38] 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41] [42] 崔富章、李大明主编《楚辞集解集释》(楚辞文库,第一卷,下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40页;第1341页。

[44] 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中华书局(据古逸丛书三编影印),1988年,第344页。

编辑同志:需特别说明的是文中标示红色“圭鸟”字者,实为一字,电脑字库中无该字,需造字。

原载《职大学报》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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