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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体貌特征的文献考察
发布时间:2017-02-14 15:11

谭家斌

自古至今,屈原画像、塑像数以千计,形态各异,其中明清时期以来尤盛。屈原的体形、容貌到底是什么模样呢?这是人们长期存在的一个疑惑。古文献虽有零星记述,且从屈原作品亦可寻觅其体貌特征的蛛丝马迹。但依然难以形成完整的屈原形貌。

一、屈原作品透露出屈原体貌信息

屈原主要集中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之中透露出自身体貌信息,从含有“余”、“吾”、“予”字的第一人称的诗句来看,既可作为屈原体貌的内证,又可称之为屈原的“自传”。《离骚》是屈原作品中带有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九章》是屈原对自身人生经历的补充。《远游》、《渔父》也言及屈原体貌。

1.屈原的装扮

《九章·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意思是说:我头戴高高的帽子,身佩长长的宝剑。汉代王逸《楚辞章句》注曰:“长铗,剑名也。……长剑,楚人名曰长铗也。”又云:“崔嵬,高貌也。……带长利之剑,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云也。”[1]宋代朱熹《楚辞集注》云:“切云,当时高冠之名。”[2]《离骚》也有相同自述:“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屈原反复叙述自己的装扮是头戴高帽、腰佩长剑。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训》曰:“此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岌岌为高貌,则陆离为长貌。……《九章》云:‘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义与此同。”[3]

2.屈原的面容

《离骚》:“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顑颔之意是指面黄肌瘦的样子。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顑颔,……面黄貌。”[4]《渔父》也形容屈原“颜色憔悴”,即面色瘦损、疲惫。

3.屈原的形体

《远游》:“形枯槁而独留。”其意是述屈原形体枯瘦。《渔父》也称屈原“形容枯槁”,王逸注此曰:“癯瘦瘠也。”[5]“癯”与“瘠”皆形容身体瘦弱。

4.屈原的心情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其题意迄汉以降多认为与“忧愁”相关,东汉班固以为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明确解释题意为“遭忧”,其曰:“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6]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离骚者,犹离忧也。”[7]后人多承袭“遭忧”说。东汉王逸认为《九章》“忧心罔极”[8],《渔父》“忧愁叹吟,仪容变易”[9]。屈原在作品中也有自述,如《离骚》“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乎此时也”,《九章·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九章·惜诵》“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九章·涉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等等,都以自叙形式叙述了忧愁、悲伤、抑郁、苦闷的心情。自古至今,多认为《离骚》、《九章》是屈原晚年被放逐期间所作。既然屈原遭谗被逐,其于此间的作品“发愤抒情”,不仅有“忧”而且有“怒”,故于情理之中。但屈原是为“民生之多艰”而忧,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而愁,为腐朽衰败的楚王统治而怒。

自述形貌的屈原作品,如《离骚》、《九章》、《渔父》等多是屈原晚年被放逐后所作,诗篇所言也符合屈原年老时期和被放逐后的精神面貌。班固《汉书·地理志》称:“屈原被谗放逐,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10]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亦称:“屈原放逐,著《离骚》。”[11]对于《九章》、《渔父》、《远游》,王逸云:“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12]认为《渔父》是“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13]所作,且《渔父》篇有“屈原既放”、“行吟泽畔”已言明。司马迁明确指认《九章·怀沙》是屈原的绝笔,他称屈原“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14]。宋代朱熹释《远游》云:“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叹之余……悼年寿之不长,于是作为此篇。”[15]

二、古籍文献对屈原的体貌有片断记述

记载屈原体貌的古籍文献不仅稀少,而且是片言只语。主要见于两类传世文献之中,第一类是“传记”,第二类是汉时代屈原言之诗作。

1.“传记”类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16]该传是关于屈原生平与创作的现存最早的一篇传记,概述了屈原晚年被放逐后“被发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形态。唐代沈亚之《屈原外传》载:“屈原瘦细美髯,丰神朗秀,长九尺,好奇服,冠切云之冠,性洁,一日三濯缨。”[17]此“传”比较具体地描述了屈原体貌特征:体形瘦细,胡须飘曳,神韵精干、俊秀爽朗,身高达九尺,嗜好奇异服饰,头戴高冠,喜爱干净、整洁,以致“一日三濯缨”。《渔父》:“屈原曰:……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这些记载与《离骚》、《九章》、《远游》、《渔父》所述相合。屈原不仅“性洁”而且自称为“美人”,他在《离骚》中说:“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明代黄文焕注此:“美人,(屈)原自谓也。”[18]《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蛾眉”即古代美貌的象征。

“长九尺”即近300厘米吗?非也。当代学者根据出土的度量衡文物,考证春秋战国时期常用的尺度是一尺合今尺23.1厘米,“23.1厘米的尺子,战国时除中原地区外,西至秦、南至楚都已行用,统一趋势渐明。目前学术界公认这是秦王朝统一前……的长度,统一后即以此推广于全国。”[19]据现代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对战国、秦、汉尺度的考证,认为:“战国时期,逐渐进入23厘米左右,为东周、秦、楚等国共同的标准。西汉尺由23.1稍长至23.3厘米。”[20]依23.1厘米计算,屈原身高207.9厘米,堪称身材高大,仪表出众。称屈原“长九尺”者是唐代的沈亚之,如果依唐代尺度计算,有学者考证唐代尺度有大、小之分,“唐小尺长度为24.5784厘米,唐大尺长度近29.5厘米”[21],按其小尺计算屈原身高达221.2厘米,按其大尺计算屈原身高则有265.5厘米,依这种大、小尺计算屈原身高则出现“巨人”现象,似不可信,因为其既不合客观实际,也不合科学发展规律。“长九尺”应是泛指形容身材高大。

2.汉时代屈原言之诗作类

西汉庄忌《哀时命》“冠崔嵬而切云兮,剑淋离而从横”[22],此与屈原《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意义相同。东汉王逸《楚辞章句》释《哀时命》曰:“(庄)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23]认为《哀时命》中的“予”是指屈原,即代屈原言之。

西汉刘向作《九叹》诗篇,其中有三处言及屈原的体貌。王逸云:“(刘向)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24]同样认为刘向的《九叹》是代屈原所言。《九叹·忧苦》“律魁放乎山间”[25],即言身材高大、魁伟的屈原被放逐于山野。梅桐生注此曰:“律魁,高大的样子。犹魁伟。王念孙《读书杂志》:‘‘律魁’为‘魁垒’之转。’皆高大之意。’”[26]《九叹·怨思》“身憔悴而考旦”[27],其意即言屈原被放逐后身心憔憔而夜不能寐。《九叹·惜贤》“冠浮云之峨峨”[28],也言及屈原头戴高帽。刘向诗篇所述与《离骚》、《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外传》能相互印证。

三、古今屈原画像或塑像所表现的屈原体貌

虽然古今屈原画像或塑像有艺术加工或艺术塑造的过程,且有不足为据之嫌,但并非空穴来风。

(一)流传最早的屈原画像

今见能考证且认为较早的屈原画像是元代著名画家赵孟頫的《三闾大夫》,画中题有“大德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可见其作于元成宗大德年间,即1630年8月25日。采用白描手法,屈原身着右衽宽袖袍服,头戴圆型缁冠,面容忧愁。画中屈原所戴之冠被楚辞学者认为是“圆型缁冠,又是儒生所戴之冠”[29]。缁冠是用布做成的没有高度可言的帽子,由秦汉时士大夫所常戴,形状如同一块布折叠后覆盖于头顶。因其与人们想象的屈原形象有差距,例如无“切云冠”这种高冠之形态,所以多不认同。

1973年5月,湖南长沙城东南子弹库楚墓出土一幅战国时期帛画,画高37.5厘米,宽28厘米,被称作《人物驭龙帛画》(见图2)。图上绘一侧身直立的有须男子,头戴高冠,颔下系缨,身材修长,身着大袖袍服,腰佩长剑,手挽缰绳,驾驭着一条形状似舟的飞龙。据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人员报告,墓主“身长约1.7米,经湖南医学院鉴定为男性”,帛画人物应是墓主,“结合帛画上男性肖像及其装束来看,墓主人应为士大夫一级的贵族”[30]。当代学者考证图中男子穿着“深衣样式”,“从服装来看,楚人穿深衣是比较普遍的。深衣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一种将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新式服装,也就是袍式的大袖宽衣”,并指出:“楚国贵族男子的典型服饰就是头戴切云冠,身着袍服”[31]。巧合的是,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之职,不言而喻是“大夫”级别。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与“楚之同姓”可知,屈原也是楚国贵族,《人物驭龙帛画》中人物形态、服饰与《屈子行吟图》如出一辙。更难以想象的是,陈洪绶(1598―1652)19岁创作《屈子行吟图》应是1617年[32],与《人物驭龙图》出土前后相距350余年,《屈子行吟图》为什么与两千多年前的《人物驭龙图》惊人地相似?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当年6月,郭沫若曾为《人物驭龙图》题诗《西江月·题长沙楚墓帛画》:“仿佛三闾在世,企翅狐鹤相从,陆离长剑握拳中,切云之冠高耸。上罩天球华盖,下乘湖面苍龙,鲤鱼前导意从容,瞬上九重飞动。”[33]郭沫若审视画中人物的体形、仪容等特征,认为是屈原真实体貌的再现,郭氏也可能从古文献零星记载、古代画像、屈原自传性作品的叙述中受到启发。该帛画人物所戴高冠,“多数研究者认为,这种冠式就是《楚辞》中所说的高冠或切云冠”[34]。

(二)明末清初的屈原画像

明末清初,尤工人物画的著名画家兼诗人陈洪绶创作的木版画《屈子行吟》,后世称《屈子行吟图》(见图1)。该屈原画像至今仍有名气且被广为流传,视为屈原画像中的精品。画像塑造了年老时孤独行吟的屈原形象,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简洁的构图,把诗人忧国爱民的精神和孤忠高洁的气质刻画得维妙维肖:屈原踯躅于荒凉之境,形容枯槁,颜色憔悴,髯须飘逸,腰佩长剑,头戴高冠,身着右衽宽袖袍服。生动地体现了屈原追求真理、勇于求索的坚定信念。时至今日,《屈子行吟图》被很多出版物沿用。有学者称:“明代大画家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是成功的佳作,难怪现代不少有关屈原的书籍都用它作封面了。”[35]

(三)现代屈原画像

现代著名画家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刘凌沧、刘旦宅、范曾等,创作的屈原画像多与《屈子行吟图》大致相同。共同特点是:身着右衽宽袖袍服、形容枯槁、颜色憔悴、腰佩长剑,髯须飘逸。不同之处是:如是披发行吟的形态则无高冠,非披发行吟形态则有高冠。

对于屈原右衽服装,近年曾出现一段有趣插曲。2012年10月22日《北京晚报》“科教版”刊发《网友热议屈原衣襟穿反,人教社称新教材将更正》的新闻,称:“在七年级《中国历史》(上册)的图片中,大诗人屈原所着服装为‘左衽’。衽,就是衣襟。前襟向右,也就是左边一片压住右边那片称右衽,反之称左衽。专家介绍,右衽汉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在中国古代,只有死者和部分少数民族才穿左衽服装。”据了解,发现这一错误的是武汉七一华源中学的女初中生李舒曼。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年级《中国历史》(上册)第41页屈原像插图,源自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的屈原画像(见图4),是现代画家的作品。经该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人员核实,此历史教材插图由于翻拍排版时印反了。出版社表示,正在编写的新教材将会更正此错误。当年10月30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编审马执斌在《北京晚报》发表《屈原左衽,未必就错》一文,引《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和朱熹所注“被发左衽,夷狄之俗”的原文,指出:“楚国居蛮夷之地,屈原属蛮夷,应为少数民族,风俗自然与中原不同,正当左衽,何错误之有?”但是,与马执斌在同一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任编审的历史学家臧嵘,2013年6月在第2期《邯郸学院学报》发表《从教科书屈原像服饰之争看楚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的长文,以出土的战国时期文物和楚文化发展历史为依据,认为“右衽”在战国时期已很普遍,并指出屈原是华夏文明的杰出代表,既非“夷狄”代表又非“蛮夷”人物。至2014年3月,马执斌在第1期《邯郸学院学报》发表《由批评历史教科书插图屈原服饰“左衽”想到的》一文,作了部分回应。

(四)屈原塑像

被多地复制而又有影响的屈原塑像,是1984年揭幕的湖北秭归屈原祠里的屈原铜像(见图3)。该塑像设计的特征是表现屈原老年形象,其主题为“低头沉思,顶风徐步”。具体形貌是:身站立,头微低,眉宇紧锁,脸庞瘦削,忧愁沉思,体瘦高大,腰佩长剑,头戴高冠,髯须飘逸,身着右衽宽袖袍服,迎风迈步。突出刻画屈原忧国忧民的精神,行廉志洁的气节,求索拼搏的意志,魁伟高大的形态。该铜像与《屈子行吟图》的屈原形态近似,堪称屈原形貌的经典之作。如今,有“屈原故里屈氏第一村”[36]之誉的湖北秭归县归州镇万古寺村,全村2311人口中,屈姓占1285人,占总人口的56%,是秭归屈姓人口最多的村,几乎家家户户供奉着与秭归屈原祠屈原塑像相同的小型屈原立身铜像。

综言之,从古文献零星记载、古今屈原画像或塑像的表现、屈原自传性的《离骚》与《九章》等作品所透露的信息,可粗略考证屈原年老时期的体貌特征: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身材高大,体态细瘦,胡须飘逸,头戴高帽,腰佩长剑,身着右衽宽袖袍服。古今特别是近代以来创作的大量屈原老年时期的画像或塑像,其形态、体貌特征无不出其左右。但是,由于与屈原体貌相证的实物空缺,古文献资料又相对匮乏,因此,我们对屈原体貌特征的探究有可能得不到一致认同。

注释:

[1] [4] [5] [6] [8] [9] [12] [13] [22] [23] [24] [25] [27] [28] 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128页、第12页、第245页、第51页、第121页、第179页、第2页、第179页、第262页、第295页、第282页、第301页、第289页、第296页。

[2] [15] 朱熹《楚辞集注》,蒋立甫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7页、第103页。

[3] 崔富章、李大明主编《楚辞集校集释》(楚辞学文库第一卷·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7] [11] [14] [16]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岳麓书社,2001年,第495页、第742页、第497页、第496页。

[10] 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2011年,第314页。

[17] 符号《宜昌文林揽粹》》(宜昌文化丛书)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18] 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2年,第43页。

[19] 吴慧《春秋战国时期的度量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0] 陈梦家《战国度量衡略说》,载《考古》,,1964年第6期。

[21] 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26] 梅桐生《楚辞今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

[29] 周秉高《楚辞原物》,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5页。

[30]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载《文物》,1974年第2期。

[31] 姚伟钧、张志云《楚国饮食与服饰研究·绪论》(荆楚文库),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9页。

[32] 谭家斌《屈原祠》,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33] 郭沫若《西江月·题长沙楚墓帛画》,载《文物》,1973年第7期。

[34] 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35] 吴汝宁《屈原的白描画像》,载《星岛晚报》,1985年6月20日第3版。

[36] 郑之问等《万古寺:屈原故里屈氏第一村》,载《三峡日报·都市新闻》,2009年11月9日A版。

图1:明·陈洪绶《屈子行吟图》             图2:战国时期帛画《人物驭龙图》(白描)

图3:秭归屈原祠屈原铜像                   图4:屈原右衽服饰画像

(作者系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楚辞学》编委,宜昌市屈原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本文原载《云梦学刊》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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